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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來自"科學美國人"中文版《環球科學》http://www.huanqiukexue.com/html/newgc/2013/0704/23267.html
　　在圍繞轉基因的爭議甚囂塵上而真相卻漸行漸遠的時刻，將科學問題還給科學才是讓一切撥云見日的最終出路。
　　2003年，剛剛當選巴西總統的盧拉（Luiz Inacio Lula daSilva）面臨著一個棘手的問題：是否賦予轉基因大豆以合法資質。當時，由于沒能遏制洶涌的走私浪潮，轉基因大豆在巴西國內的種植面積已經超過了300萬公頃，這一數字占到當時巴西全國大豆種植面積的16.3%。
　　巴西一直對其純天然的大豆產業信心十足，轉基因大豆突然而至的規模令這個國家頗有些措手不及。依靠優秀的自然條件，巴西在2000年時就已經在大豆單產上超過了其最大的競爭對手美國：當時，巴西控制著全球四分之一的大豆生產和三分之一的大豆貿易。大豆因而是巴西農民最主要的收入來源。也是因為這個原因，轉基因大豆的處理才顯得至關重要。
　　考慮到豆農利益和社會穩定，盧拉政府決心徹底解決國內長期存在的"轉基因危機"。就任總統三個月后，盧拉宣布了著名的"113號臨時措施"，正式認可轉基因大豆種植的事實，并同意過去一年收獲的轉基因大豆在2004年1月31日之前上市進行合法交易。隨后，經過激烈的國會討論，巴西又全面放開了轉基因商品的交易。巴西的轉基因閘門至此打開：今天，巴西已經是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轉基因種植國。
　　與巴西幾乎完全同步，大豆在另一個大國——中國也已成為焦點。中國是大豆的原產國，有著其他國家難以比擬的優秀種植傳統。當時，中國還是大豆的凈出口國，因而并不擔憂大豆的供應量。更重要的是，與巴西相比，中國對走私的管控相當出色，因而也不存在必須放開轉基因大豆種植與生產的壓力。當時，正是這些外部條件幫助中國成功阻止了轉基因大豆種子的進入，使中國得以"幸運"地維持傳統的種植體系。但在國際貿易的背景下，這些幸運很快變成了不能言說的痛苦：中國傳統的大豆產業在轉基因產品的低廉價格和優良特性面前迅速敗退。僅僅10年后的今天，中國就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大豆進口國。
　　轉瞬間滄海桑田的巨變，證明轉基因是一個神奇的領域。這個領域的故事遠不只如此：曾經高深的測序技術和操作方法，在10多年的時間里，就迅速變成了學科最基礎的要求；同時，這門學科的核心競爭力又如此威力巨大，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功能基因——可能只是某幾個甚至某個堿基對，事實上最終決定著研究力量的行業排名、國際地位、潛在能量與現實價值。
　　"公益性質的基因測序繪制了一部難以讀懂的生命天書。人們隨后的所有研究都是為了讀懂這本書，這些研究最終都以專利的形式變成財富的源泉。而所謂的轉基因技術，其實只是為了讓這本書中的知識可以造福人類。"在接受《環球科學》記者采訪時，中國農業大學食品科學與營養工程學院院長羅云波說，"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功能基因的數量，決定了能有多少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轉基因產品，這又最終決定了掌控一個產業的潛力與能力。"
　　對于這個道理，中國理應感同身受，因為中國本就是轉基因最初的受益者之一。
　　奇怪的受益者
　　1992年，中國棉花主產區棉鈴蟲災害爆發，對中國外貿至關重要的紡織業隨之陷入困境。國外轉基因抗蟲棉立即乘虛而入：到1998年，中國棉花市場的95%已落入人手。發展國產轉基因抗蟲棉，隨后打破爭議被提上議事日程：1999年，我國成為第二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轉基因抗蟲棉的國家。結果很快，中國不但保住了本土市場，還成功打進了國際市場。
　　"現在，除新疆少部分沒有蟲害的地方，中國絕大多數棉花都是轉基因產品，"在接收《環球科學》采訪時，中國農業科學院生物技術研究所研究員黃大昉說，"我國還有大概不足一萬畝的木瓜和少量楊樹等作物，為了抵御病蟲害也采用了轉基因種子，這也是現在我國僅有的幾種實現了產業化的轉基因作物。"
　　與很多國家不同，中國對新事物的態度相當開放，中國的轉基因研究也曾得到政策層的鼎力支持。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甚至在啟動863計劃時就已經指出，"將來農業問題的出路，最終要由生物工程來解決，要靠尖端技術"。那時，轉基因技術在全球也不過剛剛起步。
　　自上而下的政策支持營造出的安靜氛圍，最終在2009年戛然而止。當年8月，農業部批準了轉基因抗蟲水稻"華恢1號"和"Bt汕優63"的生產安全證書，我國因此成為全世界最早批準生產轉基因主糧的國家。同年10月，"華恢1號"和"Bt汕優63"出現在《2009年第二批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證書批準清單》中，中國社會圍繞轉基因的種種爭論由此突然爆發并迅速上升至白熱化狀態。
　　無休止的爭吵，最終讓中國的轉基因研究變成了一個燙手的山芋。
　　對于轉基因技術的堅定反對者，中國似乎是"純潔基因"的最后一塊樂土。一旦全球的農業生產因為轉基因陷入困境，中國的農業生產系統將成為最終的救世主；即便轉基因產品最終被證實安全可靠，中國原汁原味的農業生產系統也是一道靚麗而獨特的風景。
　　對于轉基因技術的忠實擁護者，中國卻在扮演一個奇怪的角色。中國一直對新鮮事物保持開放心態，卻在可能影響未來的技術上畏首畏尾；中國擁有建立全產業鏈知識產權的良好基礎，卻在轉基因技術方興未艾時就落于下風；中國快速建立了300多個轉基因研究機構，聚集了數萬專業研究人員，但與轉基因相關的傳統產業卻可能正在變成一個短板：在今天的中國，僅國有種子公司就超過2700家，但這些公司卻沒能守住任何重要的種子市場。
　　更重要的是，在轉基因的控辯雙方激烈爭鋒的過程中，真相卻離公眾越來越遠，以至于監管竟變成了雙方共同的訴求。
　　監管的窘境
　　不久前，美國又在轉基因技術領域取得了一項突破：現在，美國正在進行為期4個月的轉基因三文魚公示，一旦公示通過，轉基因三文魚將成為全球第一個轉基因動物食品。
　　其實，中國本可以將這個里程碑提前若干年。早在1985年，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以下簡稱"水生所"）就已經獲得了具有快速生長效應的轉基因黃河鯉魚。利用轉基因黃河鯉魚與非轉基因黃河鯉魚的對比研究，水生所還證實了同一物種的個體生長率越高，臨界游泳速度越低這一重要的進化學假說。
　　但這項實驗室中的發明沒能變成市場上的創新。"對轉基因進行仔細的科學論證當然有必要。如果某種生物有比較大的可能引發過敏等不適反應，利用這種生物的基因就應當格外小心甚至盡量避免。"憶起往事，羅云波仍認為，人們對于轉基因作物在很多時候都太過敏感了，"但一旦經過科學論證，轉基因作物其實相當安全。人類食用異源動植物的歷史與自身歷史一樣漫長，但我們從沒有因為吃了這些食物，那些異源基因就整合到我們的基因組中了。"
　　美國的監管政策因而被人們反復提及。在轉基因技術監管上，美國主張"可靠科學原則"，強調科學才是管制的基石——而非無端猜測和消費者的擔憂。因此，美國并沒有制定專門法律管制轉基因食品，只是將轉基因食品直接納入現有法律框架內，要求食品生產商確保食品安全。同時，美國也遠不如其他國家那樣認同所謂的消費者"知情權"，因而并沒有強制要求食品生產商在自己的產品上張貼轉基因標識。
　　美國被認為也有自己的底線，比如轉基因作物與非轉基因作物的隔離，這曾被視為轉基因作物具有潛在危險的證據之一。但在黃大昉看來，這是一種至今仍被廣泛曲解的做法，因為這種做法的初衷與所謂基因純潔毫無關系。
　　"設置隔離帶是為了使害蟲可能產生的抗性得以稀釋，這在農業上叫做庇護所策略，"黃大昉說，"但中國無需這種策略，因為中國大部分地區實行的種植制度與美國的主要種植制度存在明顯差異。美國以大農場的規模化種植為主，中國以小農戶散種為主。在中國，植物本身就是混合生長的，這是天然的庇護所。"
　　而出于一貫的保守主義思想，歐盟對轉基因產品的管理采取了過程管理模式。這種模式認為生物技術本身具有潛在危險性，只要與生物技術相關的活動都要進行安全性評價并接受嚴格管理，以過程為基礎、在風險分析中應用預防原則，進行單獨立法并實行統一管理。
　　"即便在歐洲，對轉基因食品的強制性標識使用的也是定量原則，只有轉基因成分達到5%，管制機構才會要求張貼標識，"黃大昉表示，"但中國實行的是定性原則，對轉基因成分零容忍。因為檢測和監管成本極高，這樣的政策不但執行起來非常困難，還容易造成公眾誤解。"
　　不安和揣測其實一直在公眾中蔓延。有人主張，轉基因技術的研究和實驗應該與產業化的嘗試相分離。在轉基因的安全性得到徹底的科學論證之前，轉基因作物——至少是可食用轉基因作物的產業化嘗試應該放緩甚至禁止。哪怕為此等待幾代甚至幾十代人的時間也在所不惜，畢竟現在安全無法代表永久安全，而生命的安全永遠都是第一順位的選擇。
　　"現在安全無法證明幾十代之后仍然安全，這是一個絕對的偽命題，"對于反對方的苛求，羅云波認為這已經背離了技術的本意，"任何東西如果都要等幾十代人，人類將永遠無法依靠技術進步造福自身，技術問題只能依靠技術進步來解決。我們不發展，不能阻止世界發展。技術進步日新月異，我們現在亡羊補牢仍有希望，再猶豫徘徊就只能落后挨打了。"
　　生命科學具有扭轉乾坤的神奇魔力。在全球對農藥依賴日益嚴重，而人們又對農藥的副作用心懷恐懼時，轉基因為人們提供了一種解決問題的新方法。英國咨詢公司PGEconomics分析了1996到2010年間的數據后，得出結論：與轉基因作物相關的農藥使用量下降了9%。考慮到轉基因作物巨大且不斷增長的種植面積，這一降幅無疑已經堪稱一個巨大的成就。
　　而同時，人們對生命奧秘的畏懼之心，又讓生命科學似乎具有引發爭議的天然優勢。但在眺望未來時，我們會發現，畏懼不會帶來改變，裹足不前只會讓寶貴的機會白白流逝。
　　讓科學回歸科學
　　1972年，為了推動生物技術研究，德國成立了國家生物技術實驗室。到上世紀80年代早期，德國的生物技術專利申請數量已經超過了美國。但當時，德國的反生物技術團體聲稱，生物技術會使納粹宣揚的種族選擇理論死灰復燃，這令德國的生物技術研究迅速陷入困境。1984年，德國議會委員會甚至專門撰寫了報告《基因技術的機遇與風險》以探討潛在的危害。
　　與德國不同，美國對新技術更為開放：在德國對轉基因技術畏首畏尾的時候，美國技術評估辦公室發表了一篇題為《商業生物技術》的報告，他們在考察生物技術的經濟前景之后，又詳細列舉了聯邦政府可以采取的各種舉措，他們希望能夠借此登上基因技術的制高點。
　　德國對待生物技術的態度，迫使生物醫藥公司開始尋找新的出路。到1990年，德國本來應該進入生物技術領域的投資，有75%都流向了國外，而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流入了美國。一位制藥公司高管的話也許頗能反映當時大家的心態，"如果把錢投在某種化學產品上，我們兩三年就能獲利；但如果投資生物技術，十年內都未必能賺錢。既然如此，我們為何還要把錢花在這種東西上？"
　　保守主義并不只屬于德國，整個歐洲都對新技術可能造成的負面后果較為警惕。這種思潮在轉基因技術上表現得尤為明顯，瘋牛病等事件使這種擔憂變得更加普遍和嚴重。調查表明：2/3的歐洲消費者認為轉基因食品會給社會帶來危險，只有1/3的人支持轉基因食品。目前，轉基因作物在歐盟農業中所占比例不到0.12%，且大部分種植在西班牙。在世界范圍內，歐盟種植轉基因作物的土地也只占到總額的0.08%。
　　但歐洲的有識之士已經逐漸意識到，食物不可能一直過剩而廉價，貿易政策和對轉基因作物的安全性質疑也無法永遠充當歐洲農業的馬其諾防線，歐洲遲早都要正面迎接來自全球競爭對手的挑戰。而要贏得這場國際競爭，歐洲除了推進技術進步外再無任何選擇。
　　利用歐盟嚴格管制帶來的發展空間和時間，歐盟多個成員國開始在轉基因研究領域持續發力。20年來，歐盟國家農業轉基因研究單位增加了接近500個，一個完整的研究體系正在建立。歐盟執委會2009年出版的《轉基因作物與傳統有機農業共存之國家策略報告》中指出，至少有15個會員國立法采納了這一制度，這對保守的歐洲而言無疑是個長足的進步。
　　同時，歐盟也相繼放開了轉基因作物的種植，并允許在飼料中添加轉基因成分。對于一個糧食供給無憂而又保守主義思潮泛濫的土地而言，所有這些都不能不說是巨大的進步。
　　"自誕生以來，轉基因技術就一直處在上升之中，這股技術潮流不會逆轉也無法逆轉。"對于轉基因技術在中國的前景，黃大昉認為中國應該抓緊轉變思路，"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國情極為不同。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地少人多的國情短期內無法改變。盡管連年豐收，但我們可以看到中國農業面臨的挑戰依然巨大，除去依靠技術進步，中國農業沒有更好的出路。"
　　2008年，作為關系著我國未來經濟社會和科學技術發展的重大科技專項"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正式開始實施。兩年后，生物育種又被列為我國急需培育和發展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同年，中央一號文件中明確指出要"在科學評估、依法管理的基礎上，推進轉基因新品種產業化"。在去年頒布的國家"十二五"發展規劃中也有明確要求："加快農業生物育種創新和推廣應用，開發具有重要應用價值和自主知識產權的生物新品種，做大做強現代種業"。
　　"雞蛋，從外打破是食物，從內打破是生命。轉基因技術的研發和推廣也是如此，從外打破是不得不承受的壓力，是最終被迫無奈地接受，裹挾著被動向前；但是從內打破則是成長，是萬眾一心的智慧和力量之于生命力的展現。"在自己的博客中，羅云波這樣寫道，"用理性的眼光去信賴科學，用動態的包容去期待發現，就能讓科學幫助人類趨利避害。"
　　本文來自《環球科學》2013年第7期，未經書面授權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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